彭博新闻社官网6月28日独家专访澳洲病毒科学家丹妮尔·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讲出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见所闻，现摘译如下：

安德森是蝙蝠传播病毒方面的专家，是唯一一位在生物安全标准四级(BSL-4)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研究的外国科学家。她最后在那工作的时间是2019年11月，这让安德森得以从一个内部人士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已经成为寻找导致世纪最严重大流行原因的热点地方。

美国对该实验室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并声称该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有争议的功能增益研究”。安德森说，半真半假的事实和扭曲的信息掩盖了对实验室职能和活动的准确描述。

42岁的安德森现就职于墨尔本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2016年开始与武汉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新加坡杜克国立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研究重点是为什么像”埃博拉和尼帕”(Ebola and Nipah)这样的致命病毒在蝙蝠体内长期传播不会导致疾病。

当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开始传播时，安德森正在武汉当地。2019年底的一段时间里，每天都会去实验室，与研究所人员非常接近。她每天早上与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一起搭车往研究所。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安德森格外显眼，她说”研究人员都很留意她”。

安德森对武汉研究所这座最大的生物污染实验室印象深刻。这座混凝土掩体式建筑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要求空气、水和废物在离开该设施前进行过滤和消毒。她说，有严格的方案和要求，旨在遏制被研究的病原体感染。研究人员需要接受了45小时的培训，以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认证。

培训过程要求科学家展示他们对控制程序的了解，以及他们穿气压服的能力。”这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她说，进出实验室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出发时需要同时洗一个化学淋浴和一个个人淋浴，这两个淋浴的时间安排得很精确，这使得离开实验室变得特别复杂。

武汉实验室采用定制消毒剂，安德森受其启发，在自己的实验室也引进了一套系统。她通过耳机与实验室指挥中心的同事进行沟通，以保持通讯顺畅和安全警戒措施，确保没有任何差错。

安德森说，2019年底她在武汉研究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患病”。此外，有相关程序可以报告与高控实验室处理的病原体相对应的症状。她说：如果有人病了，我想我跑不掉，但我没有。在接种疫苗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冠状病毒测试，但从没感染病毒”。

不仅如此，安德森的几位武汉合作者，还在12月底到新加坡参加尼帕病毒研讨会。她说，实验室里没任何人染病的消息。”没谈这事儿”，安德森说，”科学家们很八卦、挺兴奋。从我的观察来看，没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如果有，你会感觉得到”。

安德森比大多数人了解病原体是如何从实验室逃逸出来的。她说，SARS是一种早期的冠状病毒，2002年在亚洲出现，随后有几次从试验室逃出。她承认，理论上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自己，又无意中感染其他人。”但没证据表明发生了这事”，并说”可能性很小”。

至于人工制造病毒，安德森表示，获得制造病毒的授权需要各级批准，并且有严格限制的科学做法。例如，科学家在分离出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数十年后，就暂停了对该病毒的研究。她说，即使病毒功能有提升也很难实现。这种技术被称为”反向遗传学”(reverse genetics)。”当你想让它发挥作用时，而真要发挥作用却是非常困难的”。

安德森在新加坡的实验室是最早从中国境外的一名冠状病毒感染者身上，分离出新冠病毒并培育出该病毒的实验室之一。即使是对于一个研究冠状病毒的团队来说，这也是个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过程，他们知道冠状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它的靶蛋白受体。她说，”任何试图制造新病毒的个人，都不会知道这些关键方面”，即便如此，研究人员研究病毒基本组成部分和基因指纹的材料，最初也不具有传染性，因此他们需要大量培养才能感染人。

尽管如此，安德森确实认为需要进行调查，但中国境外媒体对实验室的描述，以及随之而来对科学家的恶毒攻击，则”让她目瞪口呆”。

安德森是去年11月被任命为一个国际特别工作组研究病毒起源的十几名专家之一，她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在2020年初她揭露了网上发布的有关大流行的虚假信息后，成为美国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随后的谩骂促使她向警方报案。许多冠状病毒科学家在过去18个月所经历的暴力威胁，令他们不敢直言，因为他们的话有可能被误解。

武汉出现了引发传染病暴发的因素，即人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混合，为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疾病的蔓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在这方面，新冠肺炎的出现，也是遵循一个熟悉的模式。她说：“研究人员必须研究新冠病毒的灾难之路，以确定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如何阻止未来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传播。病毒是在适合的时间出现在了适合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导致了这场灾难”。

一位有良知的澳洲科学家，为武汉实验室申张正义。

俄卫星通讯社评论称，目前，美国急于将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源头黑锅扣在中国身上，以此破坏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

白宫5月26日发表声明称，总统拜登要求情报机关“加大力度”调查病毒源头，并在90天内向他报告。此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6月20叫嚣，美国不会对中国在病毒溯源上所谓的“不作为”坐视不理，并拿所谓的“国际孤立”来唬人。

英国政治分析人士汤姆评论称，“拜登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即之前世卫提交的所有关于新冠源头的所有证据都不可信。 ”

德国之声认为，若有证据证实病毒来自实验室，中国就必须对这场大流行病承受责任，而这个责任是中国承受不起的。这里不但牵涉巨额赔偿的问题，更会有直接的严重的政经后果。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带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受疫情折磨的国家向中国讨说法，即使不考虑赔偿，全球新的产业、科技、学术和经济供应链也会将中国排除在外，这种情况在未来十几年都会如此。

在这敏感时刻，一位有良知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勇敢地站了出来，为武汉实验室申张正义。

唯一一名曾在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研究的外籍科学家认为，冠病病毒很有可能源自自然界，并声称自己没得冠病，而她在研究所认识的人到了2019年底也没生病。

彭博社28日发布澳大利亚病毒学家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的专访内容。安德森在2019年曾有一段时间每天前往研究所，同年11月结束在研究所的工作。

安德森说，实验室有严格规定和要求，旨在确保正在研究的病原体受到控制，研究员也得先接受长达45小时的培训，才能取得获准独自在实验室工作的认证。此外，研究所也有通报程序，通报出现与在高风险防护实验室处理的病原体相对应的症状。

她说：“如果有人生病，我会假定我下来会生病，但我没有。我在接种冠病疫苗之前，在新加坡接受冠状病毒检测，我从来没有患上冠病。”

安德森也声称，许多与她合作的武汉工作人员曾在2019年12月前来新加坡参加一项活动，但没听说实验室传出有人生病的信息。

安德森说，如果有证据表明冠病疫情源自武汉实验室，她“可以预见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并称自己还没天真到绝对将这个因素排除在外。

她指出，研究人员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确定沙斯（SARS）病原体在自然界的源头，所以对于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确凿证据”，确定导致冠病疫情爆发的蝙蝠类种，她并不感到惊讶。

《华尔街日报》5月曾报道，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在2019年11月疑似患病，他们的症状严重到必须去医院求医。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随后在《纽约时报》访问中，驳斥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质疑。

安德森的这篇专访，很明显还了武汉实验室的清白。

美国科普作家西格尔称，“实验室泄漏”阴谋论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一些人需要以此来寻求安慰，尤其是那些搞砸了防疫工作的政客们。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为什么这些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反复纠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说穿了，就是要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的责任，为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再找一个借口而已。但事实证明，甩锅、推责这套把戏害的是美国自己，受损的是美国民众的生命健康。把溯源政治化只会干扰、破坏国际抗疫事业，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